病毒性肝炎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而中国还是乙肝高发国之一。病毒性肝炎在我国危害极大，在我国各类传染病中发病率最高，我国乙肝病毒感染者逾1.2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乙型肝炎患者近3000万，每年有近30万人死于肝炎或肝癌。
让我们来看一组令人心悸的数据：
全世界约20亿人口感染过乙肝病毒（HBV），其中3.6亿为慢性HBV感染者；
全球52亿人口中有3/4生活在乙肝流行区；
亚洲慢性HBV感染率超过8%，中国感染率在10%以上；
HBV感染的发病率和相关肝硬化、肝癌的病死率较高，每年超过100万人口死于乙肝感染。
在这组数据背后，是无数个生命忍受病痛，以及家属们失去亲人的痛苦。
由于慢性乙肝的特点是病毒持续复制引起的进展性病理过程，其危害性也正在于进展性的特点。根据乙肝感染的自然史，部分未能清除病毒而转化为慢性携带者的患者中，部分将表现为肝炎活动，经过约20～30年可进展至肝硬化，肝硬化患者中部分可以表现为代偿性肝硬化，最终发生肝功能衰竭。研究还证实，肝细胞性肝癌是慢性肝炎的远期结果，因此阻止肝炎病程的进展至关重要。如何阻止其进展？重点是抓住抗病毒的时机，见机行事。
误区：盲目抗病毒无效
干扰素、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恩替卡韦、利巴韦林等抗病毒药物应用于临床以来，一直都是人类征战乙肝、丙肝的有力武器，有效抑制了病人体内的肝炎病毒，减缓了肝硬化进程，降低了肝癌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有些肝炎病人使用抗病毒药后，并没有出现奇迹，有的还引发某些副作用，原因是没有做到有的放矢，正确掌握好用药战机。如有的人一经检查，发现乙肝病毒阳性，便认为抗病毒“宜早不宜迟”，急于注射α干扰素，或口服拉米夫定。
实际上，HBV阳性患者体内病毒复制如不严重，例如HBsAg、抗-HBe、抗-HBc三项阳性（俗称“小三阳”）；HBsAg、抗-HBc二项阳性，也叫“小二阳”，或者单项抗-HBc阳性，病毒复制并不大，这时使用抗病毒药物无异于隔靴搔痒，根本无法起效。抗病毒药的作用是抑制病毒复制，没有病毒复制，用再多抗病毒药也无济于事。
部分HBV阳性患者，尽管体内有大量的乙肝病毒复制，但体内细胞毒性T细胞、NK细胞、NKT细胞等免疫效应细胞，却对肝细胞内的乙肝病毒采取“和平共处”的态度，相安无事。此时运用再多抗病毒药也毫无作用。因为体内的免疫大军根本不配合消灭乙肝病毒。
有些患者则治病心切，过早应用抗病毒药，结果事与愿违，不是诱导病毒对药物产生抵抗，就是促使病毒发生变异，给进一步治疗带来困难。究竟什么时机才是抗病毒的好时机，如何正确选用抗病毒药物呢？
指标：转氨酶活性高低
对无症状HBV携带者，无论是“大三阳”、“小三阳”，还是乙肝病毒脱氧核糖核酸（HBVDNA）阴性、阳性或定量多高，只要肝功能正常，均不必盲目给予抗病毒药物。如果无症状HBV携带者出现了肝区隐痛、食欲下降、乏力不适等症状，而检查转氨酶（ALT）不高，也不能急于给予抗病毒药。当患者血液中HBVDNA呈阳性，肝功能检查提示谷丙转氨酶超过正常值上限的2.5倍以上，就应争分夺秒，及时用抗病毒药。因为此时细胞毒性T细胞、NK细胞等免疫大军开始向病毒发起攻击，抗病毒药又同时上阵，双管齐下，必将打一个清除乙肝病毒的漂亮仗。
对轻度慢性乙肝病人，ALT不超过正常上限2.5倍，活性一般不会过高；进行肝穿刺病理学检查只有轻微炎症，炎症活动度1级以下，纤维化程度0～1期，患者体内可能存在“免疫耐受”问题，若应用抗病毒药，由于应答率很低，效果也不理想。
选择：合适的才是有效的
持续高水平的乙肝病毒复制，是发展成为肝硬化或肝癌的高危因素，而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可减少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率。选用抗病毒药物，应根据病人的年龄、病情轻重、是否合并有肝硬化、病毒载量有无变异、是否应用过抗病毒治疗、是否合并其他疾病等情况来综合判断。一般来讲，首选核苷类抗病毒药物，如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恩替卡韦、替比夫定，用药至少需要1年以上，以减少疾病反弹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