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疗肝病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黄帝内经》将肝脏的生理病理现象与人类生活有关的自然界事物，按取类比象的方法作了广泛的联系，并进行了理论升华，认识到人与自然界密切相关，从而认识至肝脏与人体的有机联系和与自然界的相关性。对于肝的生理认为肝在肋下，与胆相表里各有经脉络属，与全身相关联，尤其与血筋目关系密切还有欲散的特性。在情志方面与恐怒有关。对于肝的病理指出了肝病有寒热虚实不同。如肝病者两肋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慌慌无所见耳无所闻如人将捕之；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热争则狂方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且论肝与他脏腑的关系，则是根据五行生克理论进行说明的，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气不胜。对于肝病的治法载有三法：肝欲酸；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有辛补之，酸泻之。
《难经》在治法提出了：损其肝者缓其中。东汉末年张仲景提出了：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的治肝虚的用药方法，提出了见肝之病，知其传脾，当先实脾的治疗原则 。
宋代的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制：泻青丸，大青膏，调肝散等治疗肝病的名方。
金代张元素对肝病的常用方药进行综合研究提出：肝苦急，急食苦以缓之--甘草，肝欲散，急食辛以散--川芎，补以细辛之辛，泻以白芍之酸；肝虚以陈皮生姜之类补之；如无它证，惟不足，钱氏地黄丸补之；实则芍药泻之，如无它证，钱氏泻青丸主之；水能生木，肾乃肝之母也，苦以补肾熟地黄黄柏是也，心乃肝之子，以甘草泻心。
元代失丹溪明确地指出主疏泄肝，在生理和病理上失氏十分强调相火的作用，并认为相火主要寄于肝肾两脏，又分属心包络膀胱三焦胆诸腑。他说：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又说相火为元气之贼，前者是说正常的相火运行有生生不息之功，后者是说相火亢盛，合成邪火乃元气之贼，这一理论对于乙肝的治疗来说，有助于正确处理滋阴养肝法与助阳补肝的合用关系，以其达到调整免疫功能，促进病毒消失的目的。
明代李中梓乙癸同源说对后世肝病的治疗影响尤深。。
清代叶天士对肝风肝火郁证和木乘土等案的治疗，无论病机的分析，治法的确立和遣药方面都已十分细腻并颇有心得。木佩琴指出：用药不宜刚而宜柔，不宜伐而宜和。魏玉璜更制一贯煎统治肝阴不足诸病。费伯雄尤其擅长治疗肝病，其所制抑木和中汤，解郁合欢汤，养血胜风汤等皆着意于调气，和营，柔肝为后世所推崇。王旭高则从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立论，从肝气肝风肝火三方面提出了治肝三十法，对肝病的治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
近代张锡纯提出了升肝降胃法，用生麦芽升肝，胃不降者不用柴胡。还创温补肝气之说，首推黄芪，善用赫石镇肝，连召散邪，茵陈清肝胆之郁热，用枣皮补肝之虚，用柏子仁柔肝，且指出治肝之法不宜过散，久润。姜春华提出病因上以热为本，以湿为标，在治疗上以病毒为本，肝炎为标，以肝炎为本，黄疸为标，以黄疸为本，小便不利为标，还提出清热药有解毒之效能，针对病毒起治疗本作用，利湿药通过利小便排除代谢毒物能协助前者，但不起治本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