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由于缺少全面的社会效果评估，也因为中国乙肝诊断不规范降低了乙肝疫情报告的质量，这种疾病在中国的严重程度有可能被低估了。
２月２５日，乙肝病毒的发现者巴鲁·布林伯格（Ｂａｒｕｃｈ Ｂｌｕｍｂｅｒｇ）因为参加百时美施贵宝的新药恩替卡韦的发布会来到上海，轻车简从，这位８０多岁的老人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实际上，今年是布林伯格因发现"传染性疾病的病源和传播机理"和“乙肝病毒”而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３０周年。他还是乙肝疫苗的发明者之一，但这项伟大的发明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在中国，仍有至少１．２亿乙肝感染者，其中慢性乙肝病人数至少２０００万，是世界上受乙肝荼毒最深的国家。
布林伯格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从病理学的角度比较了乙肝和艾滋病两者的社会危害。他说，"这两种病毒的传播机制很相似，但乙肝病毒比艾滋病更容易通过血液、性和母婴方式传播。"他不无怅惘地说，"两种疾病都有不错的治疗方法，但都并不完美。" 尽管如此，布林伯格认为，时至今日乙肝似乎已经不应该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确定乙肝带菌者的过程中，需要一系列的检测措施，这也是防治乙型肝炎病毒的优势。这种检测能及时发现早期感染者。对献血者进行乙肝病毒检测，能大大减少输血后感染的可能性，让许多人免于患病和死亡。在乙肝的治疗过程中，优点显然超过不幸的缺点。"
作为医学专家，相对于艾滋病，他显然对乙肝的治疗持更乐观的态度："两种疾病的主要区别在于，针对乙肝病毒存在有效的疫苗，而艾滋病病毒却没有。"但作为人类学家，他和中国的肝炎专家一样，担忧相关政策不能对中国乙肝的流行现状做出充分而有效的反应。
在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副理事长王钊看来，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机制不仅是一种医学机制，更是一种政治反应："肝炎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疾病，艾滋病则以快速传播引起了国际社会组织的关注，也引起了联合国的高层关注。安南、克林顿等人来中国都很关心中国的艾滋防治工作，继之而来的既有援助也有政治压力。"
"肝炎尤其是乙肝在欧美发达国家发病较少，主要流行于东南亚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王钊说，"要期望乙肝防治像艾滋病防治一样有如此大的国际投入和如此大的压力，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全球约有２０亿人曾感染过乙肝病毒，其中３．５亿人为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７５％的患者生活在亚洲。相比艾滋病防治的重要性和政治地位的急剧上升，肝炎防治在中国提出来的时间已经很久，其关注程度也在下降，舆论压力也因此较小。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教授庄辉分析，有四个原因导致这两种传播机制类似、同样给社会造成惨重损失的疾病的防治政策的不同。"艾滋病是一种新疾病，注意，新疾病总比较容易受到重视。比如ＳＡＲＳ，全世界只有５０００个病人，但是受到了极度的重视。"庄辉说，与此同时，艾滋病人恢复艰难，病情严重，死亡率高；在全球和中国的发展很快。从１９８１年６月５日发现第一例艾滋病人到今天，世界上已经有上千万例，到２０１０年，估计将达到２０００万，其中中国可能要占到一半。形势十分严峻。
"艾滋病的防治基金要远远高于乙肝。这与国际组织对艾滋病的高度重视分不开。"庄辉说，"从一个医学专家的角度而言，重视艾滋病绝对必要。"中国也出台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全国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然而，由于缺少全面的社会效果评估，也因为中国乙肝诊断不规范降低了乙肝疫情报告的质量，这种疾病在中国的严重程度有可能被低估了。根据百时美施贵宝和中国肝基会不久前完成的一项调查，非专科医生中只有３４％的人比较充分了解中国乙肝流行状况和治疗常识。
庄辉强调，乙肝的治疗市场是中国最混乱的医疗市场之一。在数千名接受调查的乙肝携带者和肝病患者中，每年平均医疗负担高达２．８万元。各种不实的医疗广告充斥媒体，政府管制则相对缺位。
"我担心的是，乙肝对中国的危害是一种慢水煮青蛙的效果。"庄辉说。
